１.新诗的历史渊源
新诗的出现似乎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白话文写作实践的结果。其实任何事物都不是凭空出现的，都有其历史渊源。考察文学史的演进，不管如何变动，不离语言自转的规律，总体而言无非两极的钟摆罢了，大抵可视为下里巴人与阳春白雪两类风格，诗经风雅颂相包容，孔老夫子编撰时没有厚此薄彼，当下诗歌境况也不致于薄古厚今。诗歌语言的发展，由低级向高级演进为一种成熟的语言，如古诗，四言、五言，至发展为唐帝国时七言的成熟格律诗等，这之后又是宋词活泼的语言风格对于格律诗的一次颠覆。一旦成熟定型之后，诗歌自身也就囿于形式而缺乏应有活力。文言古诗因老大帝国的腐朽而走向衰亡的命运，似乎也是种必然。国家的失败，造成对于自身传统文化的深刻怀疑，甚至革命性否定也在情理之中。这也就难怪鲁迅、胡适等海龟派所代表的新文化旗手对于文言繁体语言的革命性讨伐现象，这在今天看来无疑太过于偏激。但在当时，白话语言直面现实，来自生活，代表了新的思想潮流，在这样一个新时代，以海龟为主体所代表新文化运动其创作的新诗就取而代之成为新时代的诗歌选择路向。语言是用来反映事物的，它的发展离不开活生生的现实，就象水的流动，这是它的本质。如南北朝《敕勒歌》类的古代民歌，元白集团主张的新乐府运动也就是白话文创作，与时下新诗的实践又有什么不同呢？如果新诗是对于文言律诗的反动，不如说是向民间口语白话语言代表的底层现实撤退，是返回现实，抵达现场，让语言见证事实，复活重生的历程。
２.新诗的语言材料
任何诗歌都离不开基本的文字材料。如果诗是幢建筑，文字就如泥巴毛草竹木材料，砖石瓦等，古诗就地取材更多原生态，而现代诗中主要是钢筋混泥土。建筑材料需要更新，新诗的语言文字材料也会演进中，但不管材料如何，房子有没有美感，有无艺术价值，似乎与材料本身没有很大的关系。现代汉语的三大板块：大陆地区普及的简化字普遍话，港澳台华人圈，以及海外华人用语。因而新诗的写作就面临诸多现实语言文字上的差异。在此基础之上，诗的建筑风格及其艺术形态、价值认同也就有所区分。但就大陆使用的简化字普通话语言而言，由于与传统的文言文有着很大差异，无论是从用语习惯、使用范围、人口的绝对量上而言，这种与传统间的差异就比其他两大板块的差异更多，因而新诗的特征就更明显。当然其艺术价值如何另当别论。我们这几代人都是吃简化字长成的，远离了文言文的传统影响，尽管简化字的问题很多，但就今天客观而论，毛的此举，无疑是将民族语言普及到前无古人的规模，语言文字回归民众，语言平民化、大众化。语言作为一种民族的文化福利，而不再是少数阶层才有的垄断权利。弃文言而使用白话文，简化汉字，便利每个人都能识字、写字，打破了口语与书面语间的藩篱。从而普及了汉语语言，使用语言不再是艰难之事。这为新诗的创作普及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新诗写作者，语言文字本身就不成为门槛，试想不熟英文的汉语诗人若用英文创作，会写出好的英文诗吗？也因此，新诗的写作者数量空前绝后，八十年代诗歌的爆发就是个例子，近点的如5.12汶川大地震，地震题材的诗歌就数不胜数。这都要归功于语言文字的普及性教育。就如发明了钢筋泥土材料，建房子就非常容易。但这种工业流水线上批量生产的简化字语言材料，它本身的特点同时限制了新诗艺术价值品质。
３.命名中隐含的问题
新诗相对旧诗而言，是对新出现事物的命名，但所有新事物经历时间的冲洗都会陈旧。仅此如言，新诗的命名是不恰当的。命名是一个个体差异化的区分显现过程，是社会交往对于不同事物识别的需要。新诗出生于其所处的语言世界，与传统诗词戏文等文本有很大的差异，正是因为它的独特差异，所以需要一个新的身份符号。命名就是使个体从群体的共性中区分出来，以便识别。就如婴儿出生后，要有个名字上户口，命名是个身份化过程，有了名字才能容入各种社会交往的关系结构中。但新诗这个命名就如上述所言，缺乏斟酌，像某个不负责的父母随意给孩子取了个猫儿狗蛋一类的名字。但新诗其实没有命名。谁给它命名呢，诗人，批评家，史学家，读者？命名涉及族群文化传统，宗亲血缘社会关系，一国法律制度。它有着约定俗成的规则秩序，不是随意而为想当然的结果。白话文创作的诗歌也应如此。好的名字会有一个好的价值指引导向。否则，模糊的、错误的就将引向不可预知或没落的方向。现在的问题就恰恰如此。由于诗的材料本身不再成为写作者的问题，新诗创作就变成没有难度，没有多少门槛的技艺，甚至于手工码字的体力劳动。新诗要有一个标准，从形式到内容，这两者都有待梳理厘清。否则，诗歌就失去了基本的内涵标准，就会沦落为如梨华体，甚至于乌青体一类没有底线，没有操作难度，只会分行自由拐弯，没半点技术含量，诗意全无的喃喃自语，新诗也就将在口水化语言的批量大生产泡沫中分崩离析。当然，白话语言新诗的创作实践有着一个自然淘汰选择的过程，出现一些泡沫现象也是难免的，但新诗的创作者要有一种自律，对自身的创作要有一种更高的要求，不要停留在低水平的操作层面。这不仅是个体的自律，也应形成创作集体的普遍共识，更广泛而言，应是社会对于新诗要有一种更高的期待。这种期待就体现在新诗的命名中。显然，与类似格律诗的命名成就差距太远。
４.出路在批判性反思中
如前所述，新诗的发展得益于语言材料，但也受制于现有语言材料的局限性。新诗要有所发展首先得认清这种语言材料的缺陷，并进行改造更新，以促进语言自身的发展。优秀的诗人对于语言材料的运用就有一个自觉的认识，并有意识地在改造语言材料本身。其实，作为一个诗人，在忠诚于民族语言的同时，对语言自身进行革新原本就是他的一份责任使命。就整体而言，这种集体共识显然还没有形成，但存在于个体的意识与创作实践中，这从木朵对臧棣、肖开愚等诗人的访谈中可以找到个案。当然在其他的新诗文本中，我们也看到不同风格的诗人都在自觉的运用民族语言，做着种种尝试，但不管结果如何，成功或失败，这种努力都是必须的，就如中医得益于道家的炼丹，新诗的语言，也就是在语言的炼金术不断打磨锤炼下成型的，就如七言的格律诗。这种尝试是多方面的，有的着意于修辞，句法，有的在内容上下功夫，或偏于理性哲理，或着力于意象重造，或是在文本的现代叙述上进行颠覆，有的浅显，有的有意加大难度，如罗羽现有状态下的新诗语言，就破坏了常人阅读与理解的框架到了边界之外，又如陈律《我们时代之自然》的诗的语言，语言材料的运用到了想像的极点。但大多数诗人仍忠实于现有语言规则的运用，不着力于在规则之外谋求额外的利益。批判性的反思不应是个体的自觉，在当下更应当形成诗人群体普遍的共同意识，但显然，诗人的个体户性质，决定了新诗批判性共识形成过程的漫长与艰难。正因如此，木朵的访谈及其诗论批评、论诗诗等系列创作实践，对于新诗的发展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臧棣对于北岛的批评尽管不够冷静，但确有引发进一步深入的批评与争鸣的必要性。但就我了解的现状而言，这种批判反思的价值与意义显然缺乏认同感，无论在僵硬的体制内部，还是在相对活跃的民间。当然我们也看到这类批判性反思的基础性工作在进展中，如学界内，新诗的研究正在兴起，基于各类标准的优秀诗歌选集刊物、网站都在运作成长中，如木朵创办的《元知网》、孙文波主编的《当代诗》、陈律主持的《春台》，《诗建设》、《诗东西》、《野外》等等。这些民间的网站、刊物、作品等充满活力，往往真正代表当下诗坛、诗人的状况。这也将是新诗未来的方面。但不管如何，整体而言，新诗到了一个权威缺失，地方诸侯割据，各自为政，自由闲散发展地步。尽管体制内的诗歌维持会仍在继续操持，但新诗创作发展的自由民主的泛滥是普遍的境况。新诗急待需要批判性的反思，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共识，不管是体制内的，还是体制外的，都要有一份共同的民族语言诗歌发展的责任但当。当然这种共识更要防止曾经将个体进行集体性权威捆绑的反复出现，并留下个体自身笔迹见证的耻辱。看看当下发表在体制内的诗歌刊物上的作品就清楚它的出路。诗歌生产的个体化，整体而言是种社会再生产的过程。但它不应当成为批量生产的流水作业产品，就如现代美术绘画作品，分工合作的批量化生产，使作品本身沦为商品，创作者成为生产工人，简单的劳动者，又如摄影艺术，同样面临技术化带来的危险，技术将取代人的因素成为主导决定。诗创作应引以为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