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2月13日是农历虎年的年三十。中午在酒店与岳父母、兄嫂们一起吃过团圆饭后，大嫂开车送到宜春火车站。站台上人影稀落，K788次列车上更是空空荡荡，本是1：45到站的，晚点到2：25，候车室传来车站播音员一带而过的致歉的话，在火车站等车，晚点是家常便饭，由不得你的，铁老大算是客气了。下午四点半以后才从樟树车站出来，车站广场停满了黄色的三轮拐的、摩的，还有公交车，公交车方便放心些，于是上车，见收银箱的口子堵上了，司机说钱交他，二块一个，小孩一块。我说“公交都是一块，怎么涨的？”司机不理会，愿上的有的，后面继续有人挤上来。车到中途，一女子问我对司机涨价收费的看法。我说公交涨价要听证，不是随便涨就能涨，又不是拐的之类，司机自己收钱就更不对，是进了自己的钱包。女子说她是宜春来的，这个司机春节加班有加班费，单位会给，收的票钱自己私吞，自己的权利别人随意就侵害，过得有什么意思？老公是管公交的，她要投诉。是啊，过的还有什么意思呢！个体对于自身权利被侵犯态度各有不同，大多数人不过是不满，而且还藏在心里，是因侵权者所相对处于优势的位置，或是垄断了某种稀缺的资源，或是拥有某种合法侵害他人权利的权力。于是如公交车里的多数，识时务的理性选择只能是的沉默。当然，受侵害的权利主体，选择维权的方式不同，于我只不过写点不动不痒的文字。维权是要付出成本代价的，就如打官司，如果官司成本很高，谁还会请律师上法院。于是上访，可上访的维权同样如此，只望清官更是望星星、盼月亮，更非一种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正道。有的选择了暴力，以暴还暴，以更大的权力对付低等级的权力，有如三国演义冷兵器时代，谁的武艺高超，谁就是英雄，就能称王称霸。宜春来的女子要维权投诉是基于其身后的管公交的老公有比司机、公交公司及其领导集体更高层权力的凭靠。想来，在日常生活中主张权利，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是啊，这日子过得有什么意思呢？可老百姓没意思的日子多得是，就都不能过吗？还能咋的？得过且过，于是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常态。
2月14日大年初一，给父母拜个早年，祝他们安康，就与老大骑摩托车回家给叔叔婶婶们拜年。天下着毛毛细雨，到村口时，见一辆面包车刚从村里出来，兄长说是四叔家的堂弟嫂他们，曾听兄长说在浙江义乌做塑料袋加工生意，现回家过春节了。到家了，见村口火根家门口院外边的照壁墙拆了，立了块“牛塘边新村”的铭文刻碑。村口的一口烂泥塘填上了黄土，村中的泥泞土路成了水泥路，户与户之间原来相互搭建让彼此老死不相往来的围墙和茅厕也都拆了，新农村建设，村里的下边杨家与陈家总共投资30万元，各15万元。二叔二婶现在身体状况较差，二叔73岁了，手抖个不停，脚也痛，说是犯了帕金森症，穿衣服右手伸展不了，得让二婶帮着。二婶说，村里修路，各家各户要出钱，二哥对上门收费的人说他二叔俩老人家就不要找他们出了。到三叔婶家，见二老身体还健朗，武仔堂兄嫂在深圳开排挡现据说是在做煤生意，在浙江扬炉的伟子堂弟嫂也下海南去做养花生意了，胡子和立康和爷爷奶奶在一起，中午饭在三叔婶家和兄长、堂弟明华一起吃。问起升学的事，堂弟讲这几年考得差，去年毕业的有八十来个，考起樟中的只有十几个，加上三中的，升学率有三十多点，说起胡子今年初三，这届只有五十多个毕业生，努把力考重点，最起码要上高中，现在班级排名中上游，就是英语差，只考了30多分，班上的学生英语课都不愿听。农村学生英语差，在于发蒙晚，师资条件差，记得自己上初中才学的英语，英语老师姓关，是班里同学的爷爷，一个退休的老人家，牙还掉了几颗，发音不正就不用说了。现在侄子在乡下读小学五年级，还没英语课，城里的学生就不一样，但也要三年级才上，东南沿海从一年级开始就有外语课。
在二哥家，讲到新农村的碑刻的事，说是下边杨家杨五星家当老师的姑丈写的，二哥也说不好，我感觉就象八股，不伦不类。老二高中毕业后曾一度呆在家里写着不停做他的文学梦，也写过几篇小说，记忆中是没读过书的父亲一气之下把老二写的稿子都撕了，梦醒后的老二种过田，在吉安打小工修过桥，承包鱼塘养了几年的鱼，现在是养猪专业户，田也不种了。老二养了十几近二十年的猪，一直在搞投资建设扩大再生产，我说现在搞房地产、搞网络的大老板都要来养猪了，市场风险大。老二说去年出栏的生猪有一千多头，每月的周转金要二十多万。讲起风险，老二说主要是怕猪得病，年前猪烂嘴，是五号病，没法防，空气传播，一下就损失2万块。听姐夫讲，现在猪肉价每斤六块多，一头生猪三个多月就能出栏，长到三百多斤，成本要五块，一头可赚300多块。老二打算在郊前荒处建猪场，村里污染大，早就没有发展的空间。
村里头，老辈的人能下得田的还会种点田，种菜卖的多，年轻种田的更少，留在家里的劳动力多出外打工去了。耕牛少了，栽禾是新式的抛法，梨田用铁牛，稻子熟了请收割机，一亩五十块，农业的辛劳苦重活在农业日益机械化现代化的背景下也有了新变化与内涵。三叔婶家的老二、老三在外打工，家里的几亩田就由老大种，尽管一亩田政府补贴有几十块，不过靠政府补贴的激励，劳动强度也今非昔比，但留在家里愿意种田的也没有几个，一年下来，靠种田只能养家糊口，见不到钱样子，要想过上好日子，改变自己贫困的状况，农村人的出路一是求学，考个大学，到城里找个工作，不再当农民。二是打工，只要有劳力，不怕脏累差，每个月一、二千块的收入是稳打稳的见现钱，混得好的在外跑生意做买卖，搞不好就发家致富了。现在的农村留守人员大多是老弱病残者，村里的劳力大都在江浙一带打工，新建的楼房绝大多数是打工赚来盖的。他们是农民工，没法融入城市，成为城市市民，于是每年春节象候鸟一样，从东南沿海、从大城市向农村迁徙流动，在老家建房子，将未成年的子女留守在当地是他们的一种无奈的选择。留下来的一部分人有的仍在种田，有的兼种菜补贴家用，有的到附近的工地、厂子里找点临工活干，大多数闲得无聊的就在一起搓麻将，打牌九，象二哥这样的专业户在邻近的整个乡村都很少见，资本、技术、土地、环境设施、市场行情等因素的制约，使得规模化、专业化的现代农业经济在传统小农经济环境中难以生发成长，就如二哥的经历一样，发家致富的梦想之路靠得是他的十几二十几年的坚韧与改革开放，国家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历史机遇与环境。前两年市场的风险曾让邻近的一养猪的专业户一夜之间损失几十万，结果跳楼自杀了。自然经济状况下自发生长的农村个体养殖户面对外来的各种风险，如何才能规避与抵挡呢？这是现代农业，更是当今我在农村的兄弟姐妹们应当考虑的头等大事！
现行的土地政策及其相关的农业措施，将农民捆绑在有限的土地资源上，而有限的土地资源却无法承载无限活力的农业劳动力人口，活跃的农业劳动力资源在农村贫乏的环境中无论如何的努力都难以改变自身的命运，发家致富更是遥不可及。农民在自家承包的土地上劳作，依靠现行的农业政策基本上还可以维持一家日常的生计，至于教育、医疗，以及子女结婚、建房等额外开支都是他们难以背负的沉重负担。为改变自身命运的村民于是出去他乡，到城里去打工淘金，到异地他乡去求学升造，实现跳出农门的梦想。想想新农村建设，难道就只是政府补贴、村民捐款修一条象样子的水泥路吗？！新农村建设最基本的是让农民能走上一条致富的道路，在其现有承包的土地、山林等资源基础上，通过市场、政策及自身的努力，就应当能实现，而不应舍近求远，外出打工，搞得妻离子散，骨肉分离，家不成家。
想想如今无论是城里还是乡下搓麻打牌九的为何这样多呢？如果有事做，通过诚实的劳动就能发家致富，真正还有多少人会沉迷于牌桌上呢？赌一把不过是对于自身现实境况的不满足，但又不肯付出劳动，更多的原因在于缺乏改变自身境况的机遇。堂弟嫂讲了这一年来在义乌的见闻与感受。说义乌和樟树一样的城市，他们在郊区的乡下，家家户户都是楼房，房子里都是工厂，越是大的房子工厂规模越大。他们做了一年多，各种检查收费的几乎没有，只交过次工商登记费，不象以前做餐饮时什么样的检查都有，难应付。我说是恶性循环，越是穷的地方，财政收入少，税费就越多，税费一多，生意难做，就把人给赶跑了。堂弟嫂说当地特别重安全，防火防疾病传播查得严，整改不到位的也不罚款，就是查封。虽是乡下，和城里没区别，有公交车，60岁上车免费。当地环境特别好，干净，附近还有个水库，只有外地人才会到里面去洗澡。当地富裕，店面多，要是收工商费一个店面七八分钟下来，一年都收不完，店租收入更是不得了。
我想农村的出路在何方呢？农民出走真正的融入城市，成为市民是一种路子，但太不现实！经济学家们想出了企业加农户的方子，但只是个偏方。执政当局是想发展小城镇，吸纳富余的农业劳动力，但内地曾风起云涌的乡镇企业今非昔比，半死不活的能活下去的都算不易！想想二哥走农业养殖专业户的路子也是一个发家致富的例子，考虑市场动荡、政策变化，其前途莫测，效仿成功的可能性不大，更没有普遍性。曾给总理上书的李昌平先生对于三农有着深刻的认识，当下城市化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是城市猎取了农村巨大的土地收益的剪刀差，是农业、农村、农民在用沉重的负担、亏损补贴城市、补贴地方政府的支出，并制造了中国特色的为富不仁的房地产富商阶层。如果农民能将其承包的土地实现市场化的流转、买卖、变现，每亩土地能卖上几十万，上百万，农民还会贫困吗？事实也是如此，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村及大多数的城市郊区，其土地资源有了市场价值，但农民得到的实惠却非常有限，于是暴力拆迁的风暴在城市化汹涌的浪潮下此起彼伏，全国上下因暴力拆迁而上访的民众不计其数。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商们在高额的利润底下相互勾结，对手无寸铁的村民动用了武警、铲车、推土机，甚至于使用黑恶势力暴力拆迁，封建的家族连保措施野蛮拆迁。
当地习俗“初一的仔，初二的郎，初三初四的野姑丈。”初二要去舅舅家拜年，这天下着毛毛雨。兄长与老二联系后一行四人分别坐上电动车、摩托车赶往大桥方向。在途经南上彭家村口铁路与公路的三叉路口处，几乎无法前进，各类的车辆拥堵在一处，大车小车，公车私车，人力车与机动车，应有尽有。数数看看有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三轮车、拐的、出租车、面包车、公交车、小四轮、大货车，有本地的，有外县的，还有来自江浙一带的回家过春节的私家车。有如车辆过年开碰头会，又好像是在搞车辆博览。好在骑电动车摩托车机动灵活，于是在缝隙中穿梭，拐到南上方向，到姨娘家拜了年后又继续折返，下了公路拐到往土塘方向整条路都在开挖修建，泥泞满地，先给二舅拜过年，二舅说村委前面的路好走些，经过土塘村委到了杨公田村，村前的一口烂塘依旧，村上路上的泥泞依旧，十几、几十年依旧，只是塘前的空地上建了几栋新楼房，大舅家的老房子只剩下一部分，原址处四老表的三楼新楼房骄傲地耸立在路边。大舅母讲，大舅不在家在乡里蚊香厂看夜，每个月八百块，低了他不想做，子女都在外，不指望他们，自己赚些钱用，现在老房子拆了厅里只能摆下一张桌子，原来是在清江街上做药材生意的普义（音）家的房子，有几个子女现在南昌，厅里原来可以摆下八张桌子。在大舅吃过午饭又赶到三舅家，村里的小巷子仍旧是几十年如一日，露天的茅厕、搭建的茅棚随处可见。三舅说，家里现在有一亩多田，要我们不要客气，粮还是有。三舅家的几个女儿都在外打工，三舅家的楼房也是早些年女儿们打工打出来的。吃过酒后又赶下桌，路过大舅家门口，几十年未见面的二表兄、四老表、五表弟也都相互打了照面，真是难得，这些年他们都在外打工，回家的日子都很少，忙着打工、赚钱、建房子，讨媳妇，生孩子，一生劳碌，象所有的农民一样，为了生计，为了过上好日子而奔走异乡他地。站在四老表家门口与几个老表聊天，老表说门口的村里的路今年要修，门口的大池塘会清淤，塘前的空地会修建个祠堂。想来也是列入了新农村建设的规划，但愿明年来时，我做外甥的就再也不要走泥巴路了。
三舅前年还住在村里头，今年住到马路边的新楼房里了。三舅原来一日三餐都要酒，烟也离不开嘴。想想也是，我所接触到的老一辈的人们，除了从嘴巴上找点乐子外，还能有什么乐趣些，尤其是农村，不象现在，有网吧网络各式娱乐场所灯红酒绿到处是！三舅说自己酒不能喝、烟不能抽了，去年在南昌动了手术，腰子给割了。说南京的大外甥跟他讲做手术花钱多的话就找他报销。我没问他是否入了新农保，最起码可以拿到政府的补贴，减轻些负担。吃饭的地方面对的是无遮拦的田野，三舅说还远处就是盐化工基地，污染大，到里面工厂做事的人，面色都不同，做久了要得病。良良的姐夫在酒桌上接到园区工厂来的电话，联系铲车处理工厂的事。电话一个接一个，打得电话都没钱要缴费，问我号码结果报错，五十块白交了。老表说没事没事的。这老表还真是个老表，打交道很少，对我们很是大方、热情、诚恳。讲起良良现在深圳开米店，现在银河国际旁买了房子，看得出来他们兄弟交情不是一般的深。
问起村中的历史，二舅说，早先有杨氏兄弟两人到此处定居，兄弟俩各生下俩子，就有了现在的村落，杨公田的意思是说杨氏将房子建在公共的田畴里，村里也有些有出息的人。二舅讲述的村史寥寥无几，模糊而不实。拜年回家后就到市新年书店走了趟，找到一本84年版的地名志，查看到了全市各乡镇街道村落的地名历史。知道土塘原是因罗姓村中有一土地庙，村前有三口大塘，杨公田地名史只有短短的几十个字。杨公田杨氏一门原来自境内的武林杨氏，查武林村史得知武林杨氏则来自浙江钱塘江的武林，杨公田先祖叫杨田锡，清初，后人为纪念先祖于是修建了杨公祠堂，后村落改名杨公田，这与三舅的说法风马牛不相及。新年本想不买书只看书，但临回宜春时，还是去了趟书店，掏了三十块买了书，一本算不上厚的县志，走在路上，拿在手里，感觉就象是拧着全市几千年四五十万人的古往今来，这县志是不是太薄了些？！历史总是属于王侯将相们的，看看史书，尽是功成名就者的个人家史，有如当下领导的大事记。老百姓的历史不过如荒野里的几堆坟茔，在时光流逝的岁月里，留下来的只是老者斑驳陆离的记忆碎片。真实的历史往往在于底层，在于百姓的日常生活中，而我只不过是在做一个拣拾底层生活真实境况的拾荒者的田野工作。
初三，姐夫姐来给爸妈拜年，邀请我爷俩去他家。姐走后不久，又接大姐来电，给爸妈拜年，她和姐夫下岗后就出来打工，现还在深圳广州的工厂里，大姐的儿子北大毕业，现在美读博，大姐说，现在儿子自己有奖学金，不用她负担，想想几十年来的辛劳，大姐终于有个出头之日了。当日中午时分，坐上明华开着老大家的面包车到了姐家。进村的路还是泥沙铺的乡间小道，只能过一辆小车，村里路两旁尽是搭建的茅棚与围墙，如小肚鸡肠，弯弯曲曲，开车没点真技术靠找关系领导批条子拿的驾照是过不去的。姐家在城郊，离城不过三、四里。站在姐家二楼朝楼房的窗户外望去，不远处城郊房地产商们的楼盘正逼迫而来。一个个乡村在热浪滚滚的城市化中被高楼所包围。姐在厨房忙，动用了煤气灶、沼气灶、还有电磁灶，姐说后面的厨房还有个柴火灶。姐家里装有电脑，姐夫兼做农资生意，隔段时间就会上网查看农资的行情。只是姐家的水不好，院子里的一口手摇井，13米深，水不好，喝水要买瓶装水，一年要几百块。姐夫指了指附近的村落，地下有条水道，井打深了，水咸得吃不得。又指指院前的农田，现在只能种早稻，有春水，到了夏季，抽上来的地下水太咸了，禾苗长不了，现在按每亩按七、八百斤的损失由盐矿赔偿。姐夫又说，五年内盐矿要搬迁走。
初四一大早，六点多钟，天就亮了，只听见麻雀和鸭子叫的声音，很清脆。于是到村里四处转转。在一处偏僻的角落，找到了原来上学时常走的小路。从这儿穿过田野，走过一处石桥，途经沙堎里，过一古亭、砖窑、几块鱼塘，左拐过铁路口后沿着围墙边走就进城了。记得几岁时，与婆婆上街去药店卖家里树上收下来晒干的枳壳，走的就是这条路，在田埂路上，婆婆拿了五角卖枳壳的钱给我，并说不要告诉别人，五角钱干啥了自己早没印象了。那处亭子是乡坤捐钱修的，原是条石板路，从福城巷途经晏梁、至沙堎里，到城里。前年春节回家一老表说，前几年还有个老者到这里来问路，指指龙潭福城方向的亭子到哪里去了？记忆中，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村前几公里之外的田野中有一条石板路，路上还有个亭子，有水沟，沟里还有鱼有黄捻头。福城与沙堎里两个亭子都是一个财主捐钱修的。亭子里还有块刻碑，不知现在是否还安在否？记得有次站在银河国际十几层的房间里，俯视附近的村落，兄长说前面的村庄就是上学时常走过的路。视野中，低矮的村庄在一片水田中，如一片孤岛，左边是新修的外环大道，右处是正在逼近的高耸而立的楼盘。
走在狭窄的田间小路上，石板路没块石头的影子，一不小心满是泥泞的脚板就可能滑到了水田里去，石板路两边都是一块块不规整的几分上亩的私人承包的水田，路则是公共的领域，现已成为被遗弃的公产，无人管理维护，也就破败不堪了，也许大多数人都已经忘却了，而我也不过是偶尔想起它曾给我儿时留下的美好记忆！
途经岭上张家时，一条新的沙土路横穿旧路而过，路旁岭上新一代三四层的楼房与还远处的房地产商的楼盘遥遥相对而立。清晨田野里很是安静，水里没点动静，没有鱼鳅，更没有小鱼，偶尔还远处有惊起的水鸟从水面掠过。岭上村前已是一片汪洋，如湖泊。水田里春天的积水有一尺多深，低处有数尺，最深处有一溪流，但水是静止的。记忆中的石桥已不见，途径一处由石头垒砌的三孔桥，只是桥面早不见了，只剩下裸露在外的条石，红色如羸瘦的排骨。
返回时，见手机信号通畅，已近八点，姐在电话里招呼吃早饭，原路太难走，于是弯远路走岭上张家的沙土路上返回，途经村后一口水塘，见塘中漂浮着现在工业化大生产的诸多垃圾，有装农药的玻璃瓶子、娃哈哈、蒙牛、伊利牌的纸质、塑料包装盒、塑料凉鞋、解放鞋底子、塑料泡沫等等。回家时问姐夫，以前田里全是一种种下的草，绿油油，一块块，满眼都是，水里有鱼鳅，水溪里还有各种鱼游来游去。姐夫说，那是红花草，现在田都咸化了，种不出来了，现在城郊在建房搞工程，把下游的水路堵了，水也流不走了。农村，再也不是一个封闭的世界，天上、地下、水里，无一处不留下当下中国社会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进程带来的各种影响，如打开的潘多拉盒子，有的传来了福音，有的带来了恶果，尤其是自然环境正在恶化，甚至影响到了日常的起居生活，好在执政当局已经意识到了自然环境的重要性，“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绿色GDP成为新的执政理念，低碳经济是当下世界的潮流。
初四回家后儿子晚上睡时就打呼，初五、初六发热高烧至39度多，应是伤风感冒着凉吃坏了。照例作退烧按摩、感冒按摩，后又加小儿速效感冒药，烧退。初七晚上儿子时不时要上厕所，大便糖稀，腹痛，查儿童经络是虚寒腹症，按三阴交疼痛难忍。痛则不通，通则不痛。我说“痛可忍，痒不可忍。”儿子不买帐，反说“痛不可忍，痒可忍。”
晚上翻看香港朱增祥“筋长一寸，寿长”十年一书，知人体四体百骸，有三处大筋，筋缩则各种病症就来了，什么腰椎盘突出、肩周炎，美尼尔综合症、脚痛抽筋，偏瘫等等。想来也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损害了身体，一报还一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上天是公平的，人对自己的身体如此，人对自然对社会亦是如此。身体的关键部位出了问题，各种怪病就接着来了，社会有机体的调节机能失灵了，整体社会就必然出现各种腐烂的现象。
